□楊延斌
第一次讀長篇小說《大刀記》是1976年，那年20歲的我已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化肥廠工作。1968年，我從平原縣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投親，1973年在這里參加了工作。1976年我調到位于伊春市南岔區(qū)浩良河鎮(zhèn)的兵團化肥廠工作。一天，我在浩良河鎮(zhèn)書店，發(fā)現(xiàn)了1975年出版的三卷本長篇小說《大刀記》，并且是這家書店唯一的一套。看到《大刀記》書名，心里就是一振！在那個年月能看到新小說，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別看三卷本的《大刀記》定價只有3.2元錢，但我當時月工資也只有24元。我沒猶豫就掏錢買了下來。
那時讀《大刀記》，看的是打鬼子除漢奸的熱鬧，是體現(xiàn)在家鄉(xiāng)環(huán)境和方言描寫中的鄉(xiāng)愁。而如今時隔近半個世紀后我重讀這部鴻篇巨制，與初讀時的感觸大不一樣。
一
《大刀記》的作者郭澄清是寧津縣人，小說敘述的故事發(fā)生在魯北地區(qū)的寧津一帶，這從小說中的地名“龍?zhí)丁薄安窈辍币约暗乩憝h(huán)境和人物語言描寫上即可看出端倪。寧津縣距離我的家鄉(xiāng)平原縣只有幾十公里?？戳藘热萏嵋?，知道《大刀記》的核心精髓，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開展廣泛的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團結引領各個黨派、各階層及人民大眾，打勝一場空前絕后的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的故事。翻開《大刀記》開篇中的《鬧元宵》一章時，首先被小說中的語境所吸引：像“日頭剛落窩兒”“畝半墳地、間半草房”這些方言土語，一下子就吸引了我。讀著這熟悉的話語，油然而生親近感。這是告別平原老家8年后，我第一次在遙遠的北大荒，看到如此親切的家鄉(xiāng)故事。
《大刀記》能在文壇長盛不衰，是因為郭澄清用富含哲學思想、思辨性文學語言，成功地塑造了梁永生為代表的一群有膽識、有謀略又活生生的英雄人物形象。
梁永生作為貫穿《大刀記》全篇的八路軍大刀隊的基層指揮員，就像絕大多數(shù)八路軍的基層指揮員一樣，在參加抗日隊伍之前，原本只是個普普通通敢于拼命的農民。他經歷過20多年的“認命”到“拼命”再到被逼走上闖關東的路，最后認識到所有的道都走不通時，也曾經想過回到自甘認命的老路，躲進深山老林里去過幾年安穩(wěn)消停的日子。沒想到，他怎么也逃脫不了地主、土匪和日本關東軍的欺凌。正站在“這世道兒，走到天邊也沒有好日子過”的人生路口，考慮是否再回到“認命”的老路上時，梁永生從何大哥嘴里聽說，有一支毛澤東帶領的紅軍隊伍，已經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到達了陜北，并且正在備戰(zhàn)抗日。尤其聽說紅軍是打鬼子的隊伍，共產黨是替窮人說話辦事的“窮人黨”時，他一下子振作起了精神。
梁永生聯(lián)想到“要是共產黨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自己的血仇，窮爺們的血仇，就要能報了，窮人可就有出頭之日了?！毕氲竭@些，他就像在迷霧中見到了陽光，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感覺有了奔頭。他毅然決定“趕回老家去，也許我趕到老家時，共產黨已經到了呢?！?/p>
二
在《大刀記》故事中，經受革命思想洗禮后的梁永生，就像脫胎換骨換了個人一樣。他人雖然還是那個人，手里拿的還是那把祖?zhèn)鞯拇蟮?，但因為受到了共產黨的教育，他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境界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梁永生不僅不再魯莽行事，他還能時時處處把毛澤東《論持久戰(zhàn)》的光輝思想，把八路軍一心打鬼子、為人民打天下的革命宗旨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革命紀律，體現(xiàn)在具體的行動中，時時處處影響人民群眾，啟發(fā)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鼓舞人民群眾拿起刀槍，跟著共產黨八路軍打鬼子干革命，建立人民民主政權。讓人們明白：這場抗日戰(zhàn)爭，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fā)動和依靠人民大眾的力量，才能取得勝利，此外，再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時，在廣大民眾心里，梁永生和大刀隊，大刀隊和梁永生，已經和八路軍部隊成為不可分割的整體。
虎父無犬子。梁永生的兒子梁志勇，在以父親為代表的共產黨員的影響帶動下，很快也成長為抗日戰(zhàn)場上的驍勇戰(zhàn)士。所以梁志勇和他的戰(zhàn)友們就能夠“在素常里，全像一頭老黃牛，給他輕載拉輕載，給他重載拉重載，為了抗日救國的事業(yè)，他們忍饑忍寒不吱聲，吃苦耐勞面掛笑。一旦和敵人接上火兒，他們又都變成了小老虎兒，只要指揮員一聲令下，全都迎著子彈上，冒著硝煙沖，前頭的同志倒下了，后頭的同志又補上前！”
三
在《大刀記》中，梁永生絕非個人英雄主義的人物。我們這支人民軍隊的勝利法寶，就是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武器裝備遠遠不如日軍的八路軍，之所以能產生所向披靡的戰(zhàn)斗力，根本原因就是每一個連隊都有一個堅強的黨支部和一批有堅定革命信念的共產黨員。而曾經是連隊指導員的縣委書記方延彬，就是優(yōu)秀政治工作者的代表。比如方延彬在一次與梁永生的談話中說道：“你準備了幾十年，奔走了幾千里，為啥呢？為了報仇，為了報你的家仇！是吧？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鬧革命，出生入死，南征北戰(zhàn)，是為了啥？是為了全國的廣大勞動群眾都翻個身，為了我們的民族得到解放，也就是說，把那些侵略人、剝削人、壓迫人的家伙們，打倒在地，并建立起一個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你想，到那個時候，全階級、全民族的‘大仇’解決了，你我的‘小仇’，不也就報了嗎？”
方延彬深深影響了梁永生，后者也很注重在大刀隊發(fā)揮黨支部的集體作用，他這個黨支部書記和大刀隊隊長一肩挑的主心骨，把共產黨群策群力的民主作風發(fā)揮到了極致。而人民大眾抗戰(zhàn)的思想覺悟和積極性，一旦發(fā)動和調動起來，就匯聚成了抗日戰(zhàn)場上勢不可擋的驚濤駭浪。
郭澄清在《大刀記》中，運用了《三國演義》的筆法，演繹出一個個精彩的戰(zhàn)斗故事。全書生動、具有哲理的思辨文學的敘述特色，牢牢地占據(jù)了讀者的心房。作家是在用故事告訴讀者，科學的軍事辯證法思想，是戰(zhàn)勝一切敵人、爭取勝利的法寶；任何非正義的戰(zhàn)爭都不可怕，真正戰(zhàn)無不勝的力量，是覺醒后團結起來的人民群眾！
1991年從北大荒調回山東老家時，我把這套珍藏的首版《大刀記》帶回了家鄉(xiāng)德州。時隔近半個世紀，我于去年又重讀了一遍《大刀記》，也把《大刀記》讀進了靈魂深處。幾十年來，郭澄清這個名字一直占據(jù)著我的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