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玩”，又稱“清供”或“清賞”，是指那些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的美好之物。因其不切日用、非飲食起居所必需，故常被視為“長物”，亦即“多余之物”；又因其多余而美好，也就是超越食色之欲且富于審美品質(zhì)，所以就被冠以“清”的名號。“清玩”的歷史頗為久遠，名目亦浩繁多端。自六朝以降，它就逐步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人士大夫消閑娛情的重要對象；其包羅的范圍，也從文房器具、書畫、古董、金石漸次拓展到奇石、異香、林壑、酒茗、卉木、禽魚，乃至窯器、漆器、竹器、錫器等。到明清時期，“清玩”更是別開生面，不僅凸顯為文人生活中賴以消遣自適、構(gòu)建藝術(shù)化生活情境的主要資源，而且成了借以確證身份、標榜風雅不可或缺的文化符號。正如時人所謂，當日雅俗之分，就在于“清玩”之有無（吳其貞《書畫記》）。因此，即便資用不豐的貧士，也“必焚香，必啜茗，必置玩好”（孫枝蔚《塒齋記》）。就此而言，明清文人間蔚然成風的流連“清玩”、醉心“清賞”的生活時尚，為我們體察其生活美學的觀念、智慧和方法提供了絕佳門徑。
聲色之外：感官的開發(fā)與完善
閑賞“清玩”，是人與物的互動。陳眉公在《小窗幽記》說：“清閑之人，不可惰其四肢，又須以閑人做閑事。”他所說的“閑事”，就是把自己浸潤在清雅幽遠的“清玩”之中，使感官與身體獲得充分的快適和愉悅，如“臨古人帖，溫昔年書，拂幾微塵，洗硯宿墨，灌園中花，掃林中葉”等，然后“覺體稍倦，放身匡床上，暫息半晌”。
據(jù)此可知，“清玩”之“玩”，并非與對象隔絕的靜觀式審美，而是感官乃至身體全面介入，從聲、色、嗅、味、觸等感官知覺到肢體律動，充分發(fā)現(xiàn)、體驗和占有對象之美。公安才子袁宏道說自己畢生追求的“真樂”有五，首屈一指便是“目極世間之色，耳極世間之聲，身極世間之安，口極世間之譚”（《與龔惟長先生》）。這看起來頗有縱情聲色的嫌疑，然而他所言的“極”，并不在于持續(xù)強化和滿足食色之欲，而是積極開發(fā)自身感官知覺能力，拓展生活經(jīng)驗的廣度和深度，進而超越聲色，與“物外之趣”相逢（《敘陳正甫〈會心集〉》）。這種“物外之趣”，就是萬物及世界的無限豐富性和可能性。它如同清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所說的美人之媚態(tài)、火之焰、燈之光、珠貝金玉之色，“是物而非物，無形似有形”，難以理性和文字曉諭，卻可以感性的方式抵達。
而“清玩”之“清”，亦即對象所引起的美感，也不止于其本身質(zhì)料、色彩、形式層面所引發(fā)的快感，而是立足于此，在人與物的互動中，喚醒更具創(chuàng)造力、想象力的積極審美體驗，為人超越聲色，擁抱聲色之外無限的豐富性和可能性架設(shè)了津梁。如宣德銅爐，“薰燎既久，敷色漸磨，銅質(zhì)顯露，如良金在冶，晶光發(fā)越，寶焰陸離，莫可云喻”（項元汴《宣爐博論》）；如宜興紫砂壺，“入用久，滌拭日加，自發(fā)閧然之光，入手可鑒”（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又如端溪硯，長期蓄養(yǎng)，扣之則“其聲清越”，觀之則“紫氣閃閃，如畫家著胭脂之色”（程瑤田《紀硯》）……可以說，鑒賞“清玩”是生成性、創(chuàng)造性的審美過程。在此過程中，人的感官獲得了充分的開發(fā)，并走向完善。
有情之物：營造詩意生活空間
我在《“物”的崛起——前現(xiàn)代晚期中國審美風尚的變遷》一書中曾提出，明清文人生活美學的要旨，在于用“物”來創(chuàng)造一種審美化、藝術(shù)化的日常生活空間。生活本身被他們視作施展才華、表現(xiàn)情致、體驗美感的“作品”。這一作品追求的生活情境是“過目之物，盡是圖畫；入耳之聲，無非詩料”（李漁《閑情偶寄》）。
“清玩”自然成為如詩如畫的生活情境的重要構(gòu)成元素，其品色、形制和位置陳設(shè)，都被放置在生活的時間之流和空間布局中精心擘畫。由此，“清玩”也被賦予濃烈的抒情性和表現(xiàn)性。明清之際的沈春澤在為文震亨《長物志》所作的序中說，收藏和鑒賞“清玩”的雅好，“于世為閑事，于身為長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但對反映或洞察一個人的才、情、韻來說，卻必不可少。李漁更進一步指出，器玩的選擇與陳設(shè)，在才華和情趣之外，還事關(guān)胸中韜略——人若能在位置“清玩”時充分施展才略，“使人入其戶登其堂，見物物皆非茍設(shè)，事事具有深情”，那他也一定懷有廟堂經(jīng)濟的潛質(zhì)。
從這種意義上說，美就成為貫穿明清文人修身、齊家甚至是經(jīng)世的價值理念。只要擁有“一段閑情，一雙慧眼”，無生命的物就能充盈勃勃的生機，現(xiàn)實功利世界也會轉(zhuǎn)化為有情世界。這生機與情趣，自然源于依照美的理想和藝術(shù)的法則來營造生活空間的實踐。就這一時期極常見的折花插瓶來說，袁中郎《瓶史》曾謂：“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過二種三種，高低疏密，如畫苑布置方妙。置瓶忌兩對，忌一律，忌成行列，忌以繩束縛。夫花之所為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tài)天然。”這諸多的機宜與禁忌，正是明清文人審美鑒賞力與藝術(shù)創(chuàng)造力在生活實踐中的顯現(xiàn)。
活潑之心：人生境界的開拓
眾所周知，明清是小品文昌盛的時代。而“清玩”“清賞”，則構(gòu)成了明清小品文的大宗。
小品文之“小”，是相對于經(jīng)世文章、廊廟文學之“大”而言的。然而，就像林語堂所言，經(jīng)世文章“禁忌甚多，蹈常習故，談不出什么大道理來”，反倒是小品文“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diào)”，自由靈活，“‘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一不可入我范圍”，開拓了中國文藝的新境界。
以“清玩”“清賞”為主題的小品文，在這種境界拓展和提升的過程中居功至偉。按照明清文人的說法，“清玩”比之于廊廟經(jīng)濟，自然是“小道”，但“亦有可觀焉”——人們在“清玩”中所觀所感的，是“古今清華美妙之氣”，它可以拂去蒙在人心之上的食色欲望與世俗功利的塵垢，從而使人展露出自然的、活潑的本心。如同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所說：“坐陳鐘鼎，幾列琴書，拓帖松窗之下，展圖蘭室之中，簾櫳香靄，欄檻花妍，雖咽水餐云，亦足以忘饑永日，冰玉吾齋，一洗人間氛垢矣。清心樂志，孰過于此？”從活潑的自然本心出發(fā)，人生所適，無非趣味，終能突破原始欲望和現(xiàn)實功利、道德的束縛，開辟出一種自由的人生境界。這自由，不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而是心無掛礙，“隨心所欲不逾矩”。
當今時代，日常生活業(yè)已高度審美化，悅耳悅目之物，聲色各異、名目繁多，并且以幾何倍數(shù)日新月異地增長。置身于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的物的包圍中，我們?nèi)绾卧谖锏穆暽猓w驗“清”的趣味、創(chuàng)造美的生活、抵達自由的境界？這是時代向我們提出的挑戰(zhàn)，也是我們返回歷史，尋找生活美學智慧的契機。
□趙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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